在执法过程中当然会区别对待，如果发现有升斗小民确实是因为遇到了困难，他们没有能力做工只能选择做用不着大力气的小买卖度日。

碰到一家老小指望卖烤红薯日子才能够过得下去的情况，“红旗军”执法之时可以收编他们加入合法的烤红薯阵营进行统一管理。

郑国昌点点头道“善，如此办理确实不算太过分，老夫准了，明天就行文并且出告示在北直隶各州府张贴。

‘红旗军’主将牵头卖烤红薯，目的是为了升斗小民能够卖掉产出，为了给麾下筹措军饷，好好运作，这对名声大有好处。”

老丈人果然是玩政治的，眼光相当敏锐，提醒黄汉要借此扬名，这一次不是杀人如麻的凶名，而是行善积德的美名。

黄汉其实不在意以此扬名，他要以此谋利，要解决就业，而且是为就业难的妇女增加大量工作岗位。

只要取得官府的认可，他自然有办法垄断烤红薯生意，因为他有军队这个暴力机器，只要发现有人也搞起烤红薯摊位，就会下手。

其实目前加工烤红薯和炸薯片的原材料基本上已经是黄汉独家拥有，别人没有参与竞争的可能性，此举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黄汉考虑这本来就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薄利行当，再被无序竞争就会无利可图。

卖烤红薯的人太多会导致生意分流了，大家都没什么赚头只能保持饿不死还得硬撑着，如此这般把宝贵的人力资源浪费在内耗中。

黄汉以现代人的经营理念估算市场合理配备摊位，会使得人力资源发挥出最佳效率，这样才能够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

现在甘薯和马铃薯已经有了八百亩地的收成，可以推断出种植一亩甘薯得到的收获是种植麦子的六倍，因此黄汉把一斤白面价值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作为一斤甘薯的定价。

麦子要磨成面粉才能够做白面馒头，损耗和人工都不是小数，甘薯这东西简直就是拿来就可以生吃的存在，只要保存得法损耗率基本上不考虑。

烤红薯测算原材料成本是以一斤一文半钱来计算，按照四文钱一斤销售是折算过加工时水分损耗的，这就意味着购买一斤烤红薯会得到十四两的实物。

抛去原材料、人工、煤炭和板车、烤炉折旧等等成本，销售一斤烤红薯可以净赚一文钱。

没有暴利面而且向大众的生意才会长久。

在大几百万人口的京畿之地销售比杂粮饼还要便宜，价格只有白面炊饼四分之一的烤红薯，一天卖出五十到一百万斤都能够实现。

别看一斤烤红薯只有一文钱好赚，但是积少成多就不简单了，如果一天达到一百万斤的销售就意味着赚取了一千两银子的净利润，一年以三百天来预算就是三十万两雪花银。

小产品能够做出大市场此言非虚，况且整个大明都缺价廉物美的食物让老百姓摆脱饥饿，推销红薯不仅仅赚取了利润还会节约了升斗小民的口粮钱，市场当然不会局限于京畿之地。

炸薯片不是如烤红薯摊位那样用二轮板车拉着，而是在永平城隍庙前大街一个店面里加工，谷甄氏带着两个妇女和她不到十岁的大女儿用盘子装了已经不烫手的薯片让往来不绝的行人拿几片品尝。

如此老少皆宜的美味很快就吸引到了顾客，炸薯片也是四文钱，但不是买一斤，而是买一两，也就是五十二文钱一斤，成本在十文钱左右。

现炸薯片在这个时代不能定性为大众食品，这仅仅是一种零食，大明的升斗小民连满足温饱都困难，哪里有闲钱买零嘴？

因此黄汉把炸薯片定性为奢侈品，面对高端人群销售，暴利可以有。赚达官贵人、富贾豪商的银子要心黑手狠。

炸薯片的小店开门大吉，当天的营业额达到了十几两银子，估摸着净利润不会低于十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