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邱禾嘉连城门都控制不了，毫发未伤的祖大寿大摇大摆步行入城，立刻有祖家军几百前呼后拥。

只实际指挥几百抚标营人马的邱禾嘉此时还能如何？况且抚标营也是辽兵，又不是邱禾嘉的家丁，忠诚度根本谈不上。

祖大寿带着几十个家丁赶来巡抚衙门跟邱禾嘉见面，绝口不提叛国杀友献城投敌之事，只说大凌河城被建奴几百门火炮不间断轰击守军打得艰苦。

城池被攻破之时，守军分散突围，他自己混战了一天一夜战马都累死了不得已躲入山中才得以摆脱建奴追杀，躲了几天才寻到了机会回到锦州。

邱禾嘉何尝不想缉捕祖大寿法办，可是锦州驻军八成以上是祖大寿的关宁军，将领也占了绝大多数。

他投鼠忌器只能认可祖大寿的说辞，内心里充满忐忑，时刻提防祖大寿逮拿自己献给东奴。

还好邱禾嘉的担心是多余的，祖大寿进入锦州的当天就开始积极布防，不是到处游说文官武将投降建奴，而是号召军民齐心协力坚守城池。

邱禾嘉写了奏疏奏报大凌河城失守的前因后果，基本上按照祖大寿的讲述，随即他又把真实情况写了密折派心腹家丁送往京师。

崇祯皇帝接到邱禾嘉的两份奏疏气得许久无言，众人皆降独何可纲一人笑对钢刀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让人感动。

官方奏报上是何可纲血战建奴力竭而死，崇祯只能认可这个结论，给了他死后殊荣。

本来就憎恶祖大寿的崇祯此时此刻恨不能把他千刀万剐，可是又担心威逼太过，祖大寿会带着一两万麾下再次献锦州城投降建奴。

万一祖大寿献锦州投敌，接下来宁远也会跟风而降，因为宁远驻军也是关宁军一脉，将领中姓祖的也不少。

崇祯暗自舒了口气，还好当初没有把白杆兵交给张春带去增援大凌河城，要是折了这路人马还有谁能够信赖？

山海关有忠义英勇的七千白杆兵驻防，万一辽东形势恶化，马祥麟和秦翼明等等川军将领根本不可能跟辽镇亢瀣一气。

现在的崇祯心里有未决之事已经学会了会不露声色，辽镇人马不稳也不能采取行动，还得给钱粮供着，如何徐徐图之？

崇祯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宁远，可是派哪一路人马去驻防宁远才不可能被辽镇同化？这支队伍还要有一战之力。

白杆兵要防守山海关绝对不能动，“红旗军”刚刚经历大战需要时间恢复元气，况且金州直接面对建奴，坚守住那里已经不容易，万万调动不得。

处处要用兵，山陕流寇、山东叛军、辽东建奴，皇帝头大如斗拿不出决断。

谁知祸不单行，没几天传来了一个巨大噩耗，大年初一坚城登州居然被叛军里应外合拿下，李九成公然称“替天行道都元帅”孔有德为副元帅，耿仲明为大都督，他们准备割据山东半岛自立为王。

不平静的崇祯四年终于熬过去了，大明每况愈下。

崇祯五年在不断燎原的战火中到来，朝廷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登莱之乱。

毕竟山东离京师太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点将平叛当务之急。

副将黄维正的三千余人马，参将韩志宽的两千多部队，参将黄沂州实授滦州守备的一千余人马都得到了参与山东平叛的命令。

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黄沂州的滦州守备营一千三百六十兵额，他带上了一千五百人出征，其中有一百四十人以家丁名义随行。

黄维正的三千余人马实际出发两千余，韩志宽带出的人数还少于黄沂州的队伍，就这样他俩都属于大明的良将范畴。

山东巡抚余大可调山东总兵官陈光远、中军副将沈廷谕、参将陶廷鑨率领人马往御李九成叛军，在册人马有八九千，最后只有不到三千于阮城店和叛军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