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京城出现了什么变故，基层军民、官吏基本上不去管也管不着，他们只在意收入有没有少了，物价有没有上涨。

平稳过渡是黄汉既定方针，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控制好粮价就能够较好的稳定物价。

这些年推广高产农作物，兴修水利设施，在南直隶南通州、扬州、泰州、海州修建船闸和大量小型套闸，提高田亩的抗灾能力。

黄汉所做的一切没有付之东流，较好的遏制了天灾，粮食总产量能够基本保证口粮供应。

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推广户口本、粮本制度，给原本没有节操的粮食市场制定了最高限价，做粮食生意的商贾想要囤积居奇卖高价绝无可能。

因为价格超过最高限价就会执行紧急状态，老百姓可以凭借粮本按照人口以平价去“红旗大粮行”购买口粮。

有了最高限价这个悬着的利剑，粮商们还真不敢触碰高压线，老老实实做买卖，挣零售、批发之间的差价，挣稻麦加工成为米面的辛苦钱、技术钱。

黄勇率领的龙武水师一直在为海贸保驾护航，每年从大越国、广南国、吕宋、暹罗进口的粮食超过四百万石，而且绝大多数是精米。

有了这些粮食加上屯田分成获得的两千几百万石，用来遏制粮价打击奸商足够了。

万民拥戴的“汉王”高调率领完成平辽的“红旗军”十几万进京，用不着刻意耀武扬威，“红旗军”早就威震天下。

建奴原本是大明北方军民官宦的梦魇，如今被“汉王”打得飞灰湮灭。

稍有实力的大商家都是官僚资本的代言人，他们不但消息灵通，自己也读书、看报，当然意识到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巴结还唯恐巴结不上，哪有人胆大包天到敢跟“汉王”斗法？

况且太多大商家的一大半资本进行了实业投资，用来投机倒把的资金本来就已经不多，当然不可能兴风作浪。

后世的房价为何一涨再涨？

很大原因就是资本在推动，无他，拥有资本的人群越来越多，投资渠道太少，钞票贬值的速度太快，一个个都认准了屯房包赚不赔。

最后可怜的想拥有自己窝居的刚需者透支了一辈子的收入，从炒房客手里买高价房，算算账，那些几百、上千万的房子，相当于部是用白银铸造了。

黄汉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仅要出台政策法规遏制资本的贪婪，还要引导资本进入实业，国内如果容纳不下，干脆引导资本参与征服、扩张。

接下来的几天，已经渐渐适应了寂寞的崇祯忽然间又见到了大臣，那是黄汉授意下组建的劝退说客团。

以郑国昌、温体仁、杨一鹏、张凤翼、梁廷栋、吴襄、张之极、朱纯臣、张至发、孔闻诗等等大臣、勋贵组成的三人团轮番进入紫禁城跟皇帝聊天。

所有人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劝崇祯识时务，早日禅位，明确指出整个京城都由“红旗军”接管了，大明锦衣卫、东厂如今都投靠了“汉王”。

如果皇帝执迷不悟，保不准就会出现某个“红旗军”将领为了邀功直接带兵冲入紫禁城杀害皇帝。

但是如果崇祯选择了禅让，那时“汉王”会杀白马盟誓护佑皇室周，谁敢向朱明皇室下手，等待的将是诛灭九族的严惩。

机深刺骨的温体仁说话很直白，明确指出皇帝如果执迷不悟，众臣也有应对的办法，完可以宣布当今天子中道崩殂，届时扶植太子或者某个皇子继位。

那时再威逼年幼的新君禅位还有难度吗？

温体仁劝皇帝莫要再固执了，何必非得把紫禁城搞得血雨腥风？

这些大臣、勋贵不仅仅每天上午、下午雷打不动来找皇帝游说，还轮番劝说太子朱慈烺。

温体仁、张凤翼、梁廷栋等等劝说皇帝还能够保持该有的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