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有相当经验的。

老张对于辽州、徐州争夺什么其实不感兴趣，但总的来说，这种地方势力在外延伸，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实际可用劳动力会增加，旧地区的新生儿数量，也会每年稳步增长。

说白了，当徐州一部分的青壮以“冒险家”的形式离开乡土之后，他们对本土资源的消耗就大大减少，也就足够让徐州或者辽州中下阶层，有了更多的资源去养活更多的子女人口。

同样的，当辽州或者徐州的“冒险家”前往“扶桑地”之后，整个过程从驻扎到掠夺到经营到积累，时间短一点都要三年。

三年时间，在没有更加崇高理想来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想要让这些牲口管住自己的裤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筑紫岛、伊予岛两地船港，往往交易市场的铺面数量，可能也不会比妓院多上多少。

至于“扶桑地”的有识之士，也早早地进行了投机。那些出身中土名门的子弟或者家生子，就是他们改头换面的好机会。

相较原先扶桑诸国的“血亲政治”，唐朝哪怕是旧有体制，也早早地打破了这种权力继承通过“血亲”的方式。

对“扶桑地”的中下阶层来说，拥抱皇唐天朝，是正确的不能再正确的事情。

而且随着唐朝民间势力进入“扶桑地”之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管理海外疆土的信心大增，也进一步促使了“扶桑地”中下阶层的成功投机。

大量拥抱唐朝地方世族的土著贵族，迅速以“流外官”的身份，去协助皇唐临时官僚来管理本土。

其表现形式，既有在奴隶贸易中充当帮凶，也有在辽州集团和徐州集团的激烈对抗中，充当鼎灰。

辽州人和徐州人其实在冲突中并没有死伤多少，真正“慷慨赴死”或者“吃饱了赴死”的，大多都是这些土著贵族的“家臣”。

这些“家臣”，有点乞丐版“关陇军头”的意思，但随着两大民间集团的剧烈冲突，已经迅速衰退，土著领主贵族此时承担的角色，更像是唐朝地方州县那些掌握一定资源的豪强，离世家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到贞观二十五年的夏天，徐州、辽州两大利益集团终于要选择坐下来谈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土著贵族们的“家臣”快要消耗一空，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要“硬碰硬”，这对徐州、辽州两大集团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双方各自阵营中的盟友，组团前往苏州，找张德出面调停，绝非是什么偶发性事件，而是必然。

只不过，张德虽然指出了一条明路，双方已经可以接受不再激烈碰撞，但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如何分赃，却又立刻产生新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