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导致国家动荡、民不聊生，上天便会降下各种灾祸和怪异事件。

二是推明孔子、施行仁政。在分析了历代王朝兴衰后，董仲舒认为“道”才是治理国家之正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历代圣君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来教化百姓、改善民风，这便是君王的“道”，正因这种“道”深入骨髓，所以即便圣君去世，他所建立的“道”仍然会流传百世。

人君都是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因此圣君创立的“道”都是正确的，之所以后来会出现政治混乱、国家衰亡，并不是“道”衰亡了，而是由于后世君主言行举止已经不符合先王所创立的“道”了，是因为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的优良传统。

董仲舒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他倡导孔子所说的“不教而诛谓之虐”，即如果国君不教化百姓，而一味以律法来惩处，只能称之为暴虐之君，而非仁君。此外，不施教化而只重刑罚，也会导致官吏百姓只知逃脱律法惩处，而不能从内心深处懂得礼义廉耻，如此只会导致奸诈之徒越来越多，而百姓的德行却得不到任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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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重德远刑”，建议国君推行仁政，以人伦纲常来教化百姓，而以严刑峻法惩治为辅。为此，董仲舒对于孔孟提出的理论进行了修改，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将原先儒家主张的 “仁、义、礼、智、信”等五种德性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才是应该被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伦理秩序，不能改变。

董仲舒提出，只有在以纲常伦理教化百姓的基础上，再对为恶之人予以惩处，这样才能使得百姓人心向善，才能使得天下安宁。这便是“外儒内法”的理论基础。

三是建立太学、推行察举。董仲舒认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也就是说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要寻求贤良，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希望它有动人的色彩一样。因此，建议汉武帝广兴太学，聘请高明的学者来教导培养天下士子，如此国家的人才便会源源不断。

董仲舒又指出，如今朝廷推行任子訾选制，年俸两千石的子弟可以出任郎官，进而被任命为郡守、县令，这些人虽然有权有钱，但却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考核官吏，是根据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别，而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作为标准，因此所有在职官员都竭尽能力施展才能和智慧，争取立功。如今却只看资历而不看功劳，反而以官员在职的时间来决断，只要在职时间久了，就可以得以升官，如此清正廉洁的官员与道德败坏之人难以区分，真正的贤才反而难以得到重用。

董仲舒认为可以让各位诸侯、郡守和两千石以上官员，各自在他们管辖的官吏和百姓中挑选贤才，每年举荐两人，然后随侍皇帝身边，以此来观察大臣们的能力，如果举荐的人足够贤能，就给予推荐的官员奖赏；如果举荐的人不贤，就对推荐的官员加以惩处。如此，诸侯、郡守和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就会尽心寻找贤才，天下贤才便可全部受到重用了。

自周朝礼乐制度走向崩溃以后，天下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找新的思想理论方向，这才有了诸子百家的诞生，最终以法家为核心的秦国统一了天下，但秦国的迅速灭亡，却证明了法家更适合乱世，却并不适合治世。直到汉朝立国，仍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汉初采用“无为而治”，固然是恢复秩序和经济的需要，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直到历经汉初近百年的交流融合，董仲舒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