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的弄到了超过三百万亩的土地，集约经营的效果那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

命令发出去之后，赵嘉仁就开始觉得通讯研究所也许建设的有些晚。如果有电报的话，就不用费这么大劲跑来跑去。从福州到庆元府，当天发报的话大概三天内就能得到准确的回电。而三天的时间，船还没跑到庆元府呢。

不过这种埋怨也没用，赵嘉仁只能等。好在贾似道也得等着，赵嘉仁同样可以用路途遥远为理由不搭理贾似道的要求。

过了大半个月，消息终于传回了福州。庆元府貌似没有出什么大事，但是公田改革出了大事！之前赵嘉仁反对公田改革的时候就说过，大宋朝廷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官僚队伍来实现公田改革的目的。

就赵嘉仁所知的‘历史’，新中国的土改规模可比公田改革大多了，然而全国范围内说改就改。而且还能基本实现改革的目的。没有这样的强大组织，贾似道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在公田回买过程中，少地或无地农民虽然牵连较少，但在后来的官田经营中，他们也深受公田法之害。主事官吏为了邀功受赏，或是多报回买的田数，或是高报公田的等级。等到官田实际经营时，这种邀功的‘浮夸风’就遇到了问题，他们收不到足够的粮食。

而官僚们的应对不是想办法搞好经营，因为他们本来也没有能力经营，而下面的小吏们更是只有从中牟利的打算。于是这些上下其手所造成的账面缺额，就只能由租赁承佃的农民来补足。

公田法推行之初，规定原租额一石的公田，作为政策优惠，现租只收八斗，但实际执行中，却不论原额多寡与土质肥瘠，甚至原来只能年收三四斗的公田，也都一律收八斗。公田法虽明令禁止多收斛面，但实际收租时，仍以大斗征收，一斗收到一斗三升视为惯例，丹阳县甚至高到一斗六升。原来纳租只须纳糙米，公田经营中却强令承佃农户改纳舂白米，每石附加折糙粮一斗八升。承佃户承受不了官田的层层盘剥，交不出高额租米，不少官田竟出现了抛荒现象。

“原来如此。”赵嘉仁有些理解了贾似道的请求，如果从善意的角度来看，贾似道貌似是真的遭不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