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是谋害亲夫，只是简单的殴伤，不是死罪，而是流放。于是将阿云流放，恰好又遇到大赦，阿云就无罪释放了。

案子逐级上报，到了审刑院和大理寺，一致批驳许遵，认为阿云“违律为婚，谋杀亲夫”，阿云不但违反礼法，守丧期间嫁人，而且谋害亲夫，罪加一等。

许遵不服，再次上奏，引用当时的皇帝宋神宗曾经下过的一道诏书，诏书规定，案犯在被捕后官吏问讯时，如果能主动供认犯罪事实，应该按自首论处，减二等处罚。许遵认为阿云提审的时候主动供认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所以应该减罪。

不管许遵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死争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还是真的一心为公，这件案子都已经捅到了最高层，引起了高层的争论。

许遵不服，审刑院和大理寺将案子移交刑部，刑部判决结果跟审刑院和大理寺相同。而这时候，许遵历练结束，回到大理寺当了大理寺卿，继续揪着这个案子。认为刑部判决不公，说这件案件里，很多事实难以认定，应该“罪疑惟轻”，这是儒家思想的“仁”指导下的法律原则。

御史台此时也介入了，认为许遵执着于这件案子，是为了自己的政绩，有妄法嫌疑，弹劾许遵。此时还是王安石变法初期，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员，都很守道理，因此皇权、台谏和官僚三大权力平衡的很好。

台谏介入后，许遵不服，继续上报，请求按照最高级别的刑审原则，提交翰林院，让大学士进行辩法。宋神宗此时急着要变法，根本不想在这种小事情上浪费时间，但祖制还未破坏，他只能让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同议。

至此，案件到了变法派和守旧派头领面前，从一件小小的民间司法案件，跟变法的政治大势扯到了一起。

双方开始以法律条文为基础，用自己的理解为武器，相互激辩。王安石支持许遵，因为许遵引用了宋神宗的诏书，为阿云减罪二等。司马光支持刑部，认为《宋刑统》规定，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阿云虽然有自首情节，但有杀人的行为，因此自首无效。

最后争论就上升到了诏书还是刑法哪一个的法律性更优先的问题上。

王安石肯定是要支持诏书的，因为他变法的最大依据，就是皇帝的支持，而皇帝的支持，最后只能落实在诏书上；司马光却一定要维护宋刑统的权威，其实就是在用祖宗制度来约束急于变法的皇帝。

这场大辩论引发了整个朝廷的大分裂，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等人支持王安石的意见，御史台，刑部支持司马光。双方都有无穷的火力，都能引经据典，辩论竟然拖了一年。

急于变法的宋神宗，为了终止争论，特意下敕令，规定以后类似案子，都由皇帝裁断。先是负责草诏的知制诰认为这道敕令不合法，拒绝拟诏书，把事情推给宰相。王安石也认为按照法律就可以定案，用不着皇帝特地下敕令。宋神宗又只好收回那道敕令，重新下了一道新敕令，完全赞同了王安石的意见。

最后由于皇帝的强力支持，经过几个宰相一年多的讨论后，才终于定案。阿云从绞刑改判管编，流放时遭到大赦，很快就又嫁人了。

可这个事件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十几年后，宋神宗一死，司马光再次当政。竟然再次重提此案，而且为了避免争论，司马光还废了宋神宗曾经下达的，关于自首减罪的诏书。阿云就又有罪了。

如今的世道，是司马光派系掌握话语权，因此阿云案就是铁案。虽然山东是藩镇，但话语权还是司马光那样的守旧派观念。

可是綦宪后来升为东藩府宪司后，却将这个案件再次提出来，认为阿云是无罪的。理由是阿云案当时，宋神宗的诏书尚未废除，就是有效的，阿云就不当死。同时他也认定，司马光废除宋神宗诏书是合理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