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

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

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天下无君”这种思想的，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

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全然就是公事公办，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论，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钧解释道，

“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

朱翊钧觉得自己说得足够明白了，法治大于人治，四舍五入就是宪法为一切根本大法嘛。

却不料许国即道，

“臣谓法入策问甚合时宜，听闻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则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

朱翊钧听了，不禁皱了下眉。

许国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皇明宝训》，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并不算是引喻失义。

当然朱翊钧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是出自《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前脚刚说完这句话，后脚就跟当时的左相国徐达说，“我当年起兵濠梁，见元末主将都是因为不讲礼法，放纵部下暴乱，不懂得驭下之道，才导致早早就自取灭亡的，而我所任命的将帅，都是从前与我同功一体的人，他们臣服归心于我，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所以众将士才没有提出异议之人，都听命于我，现在你们为辅相，也要遵守这些道理，千万不要‘谨于始而忽于终’”。

然后当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当真“有谨始而无善终”了。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与立，上之率下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设若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为策题，则一禀于礼法，以承皇上是为长久安宁之具。”<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