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都会有专门的车队向作坊运输食物、日用等，因此整个作坊几乎是个自成一体的小城市。

士农工商，工人的地位在此时仅比商人高一线，也属于贱籍，按律工匠身份要世代继承。

因此很多工匠甚至一生都未离开过作坊，自成年以后，就会在作坊中劳作，直到老死。

然而相比于在外流浪的工匠，能够成为在“国企”不愁吃喝的工匠，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梦想中的生活。

作坊门口，自然早有已经得了消息的兵器坊第二把手等待，将扶苏迎了进去。

扶苏并不喜欢采取突袭视察的手段，因为越是身居高位之人，就越要考虑自己行为代表的意义。

经常采取突袭视察不但无法阻止被视察者敷衍了事，反而会导致他们将更多的心思用在揣摩上意，此举属于两败俱伤。

与其上下相忌，不如给下属们一个能够合理表现的缓冲。

至于你问为什么兵器坊的第一把手托大不来？因为这个一把手来头太大。

大昭律令，兵器坊最高负责人是相邦。

李斯大概干不来这种迎来送往的活计。当然，如果来的是始皇帝的话，自然另当别论。

大昭军工作坊的人事系统采用四级负责制度。

作坊最上层的负责人是相邦李斯，相邦的直接下属是工师，也就是现在门口的这位年过四十，据说已经在工师之位呆了二十年之久的蕺。

前文说过，在昭国变法以后，为保证下级官吏的连续性，常会采用父死子继的选任制度。

这位蕺工师，就是继承了其父所留的位置，如果不出意外，蕺的儿子也会继承这个官职不高，但却极为重要的职位。

工师下辖左右两位工丞，工丞之下就是直接进行兵器制作的工匠。

除去只在名义上负责的相邦李斯，这样三个吏员就是如此一个为前线数十万将士兵器的大型作坊的全部领导层。

这在习惯了大政府制度的后世人看来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坚持小政府主义的昭国人看来，这再正常不过。

工坊的墙壁与此时多数的房屋一样都是土坯制成，房顶低矮，其中烟火弥漫，环境恶劣。

在工师的介绍下，扶苏了解到这个坐落在泾河边上的大型作坊中，共有工三千七百余人。其中老工，也就是熟练工，就有两千多人，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培养新人。

兵器作坊制作兵器的过程是非常先进的流水线制度。

扶苏先视察的是制作戈矛等兵器的青铜部分的最后一道工序打磨。

进行打磨的地点是在一处面向河流的院落中，从逼仄的工坊中出来，得以呼吸新鲜空气的扶苏，顿感肺中一清，舒服不少。

与习惯让有经验的大匠凭手感进行打磨的六国作坊不同，昭国作坊打磨兵器使用的是机械打磨。

磨刀石被简单的传动装置连接到辘轳上，再由年富力强的少工转动辘轳，使磨刀石尽量匀速地转动。

老工们就拿着兵器在磨刀石上进行打磨。

这样打磨出来的兵器，没有人工打磨常有的来回往复的打磨痕迹，而只有间隔几乎等同的单向打磨印记。

扶苏拿起一个刚刚打磨完成的戈头，只见还在微微发烫锋刃部分果然有类似于现代车床打磨后的痕迹。

打磨完成，就有专门的工匠在检测之后，在戈身上刻上“昭王政二十五年，大匠李斯、师蕺、丞义监，工成制”的字样。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个戈，是由兼任大匠的相邦李斯、工师蕺、工丞义监制的，由工匠成制作的。

这就是《吕氏春秋》中所提到的“物勒工名”制度。

所谓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这个制度并不是昭国的发明，而是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