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起诉书的副本之外，还有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等等，还要交验每个犯人被暂扣的私人物品。交验完成后，分局民警逐一打开了他们的手铐，交给了负责接收的监狱民警。接收他们的几位监狱民警刘川都熟，为首的一个刘川差点脱口叫出名字，他就是当初和刘川一起执行“睡眠”行动的冯瑞龙。

犯人们被带进楼内，一字排开，各自的行李放在各自的脚下，冯瑞龙站在队前点名。他声音平淡地挨个叫着犯人的名字，叫谁谁喊“到”——段文奇、李玉章、刘晓柱、孙鹏，刘川……叫到刘川时冯瑞龙抬头看了刘川一眼，刘川也看了他一眼。刘川也知道自己的目光与管教如此对视，在这个地方就是成心犯刺儿。但也许曾是熟人的缘故，冯瑞龙没有开口训责。

然后，他们被带往楼内一条笔直的筒道，在一个房间门口被命令止步，同时被命令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发了一根体温表让大家轮流夹在腋下，测量体温。楼里尚未烧起暖气，刘川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看见身边的孙鹏把脱掉的上衣又披在了肩上，便也学着做了，其他人也就全都纷纷披了上衣。冯瑞龙从屋里走出来了，板着脸看他们，没管。

已经试完表的人被逐一叫进屋子，叫到第三个时叫到了刘川。刘川进屋后径直走到一张桌前，入监体检的全套程序他全都清楚，完全不用民警预先指点。先测身高，又测体重，然后坐到一位医生面前。对面的女医生他也挺面熟的，但叫不出名字，他在天监真正上班的时间毕竟太短。

女医生也认识他，但还是按程序逐项发问“姓名？”

“刘川。”

“年龄？”

“二十三。”

“身高体重？”

“一米八二，六十五公斤。”

刘川最重的时候，达到过七十五公斤。但在看守所一关三个月，人一下子瘦下来了。医生快速地给他量了血压，问了体温，然后把这些数字快速记在体检表上，然后，快速地说了一声“行了。”

又一个犯人被带进来了，刘川立即离座走进隔壁房间，在那里接受一位男医生的继续检查。刘川记得那位男医生姓薛，但叫不全名字。他一走进这间房子男医生就让刘川自己把身上仅剩的一条短裤脱掉，然后一丝不挂地挺直站好，两手向前伸直，手心手背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下；又让他张开嘴巴，看看口腔及牙齿，然后让他放下手臂，自己抬起生殖器让医生查看有无性病；又让他转身自己扒开臀部让医生检查肛门；又做了两个下蹲起立的动作；又弯下腰来检查双手可否触地；又让他躺在一张小床上用手摸肚子，翻眼皮，口中同时不停地讯问得过什么传染病吗，得过肝炎、肾病、结核、性病、麻疹、低血糖吗……刘川机械地一一回答没有；又检查皮肤，又问身上有脓疮吗，有疤痕吗，有刺青吗，腹泻吗……等等。

检查完身体，出门穿上衣服。犯人们重新列队，在筒道里抱起自己的行李，走出楼门，穿过广场，向另一座楼房走去。刘川知道，他们要去的那座楼房，是天监的一监区，天监的入监教育分监区，就设在一监区里。

连刘川在内，六个犯人成一路纵队，在一名民警押解下，向一监区那边走去。监狱大院的每一条道路，对刘川来说，都是那么熟悉，虽然他和其他犯人一样，全都低着脑袋，只看自己的脚尖走路，但这里的每个路口，每个岔道，他的心里全都了然有数。在一个拐弯的三岔路口，押解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一声“停下，靠边！”大家便一齐止步，停了下来。

六个犯人，全低着头，靠马路的一边站着，刘川知道，一定是有管教干警过来了。北京市监狱管理局颁发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规定犯人在与管教人员同方向行进或迎面相遇时，应停步靠边让路，在管教人员行过五米后，再继续行进。在停步的片刻，刘川眼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