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明真的有必要保有庞大的武力吗？

那必须要裁撤多余的军力！

在近几年，随着新军战力的提升和规模的逐步扩大，已经成为北明最为主要的作战力量，大都督府和兵部随即将原有的旧式军队裁撤一空，除了小部分转化为地方治安警察，大部分被打散后迁移至苦叶岛或者明州总督区（割占的日本北部地区），每人授地五十亩（含部分林地、山地），为朝廷屯垦戍边，开拓边疆。

其实，以北明区区八十余万人口，赋税收入折合达一百六十多万银元，已属逆天的存在。不论是从人均赋税贡献来看，还是从收税效率上比较，都完爆周边的日、朝、秦等国。

北明早在二十多年前，永王主政期间，就在齐国民政顾问的指导下，完全摒弃了原有的赋税征收原则，即“人头税”，有多少人，就种多少地，然后收多少税，简单、粗暴、效率高。

北明政府是按照百姓田地亩均摊税赋，并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彻底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

若是我大清后世某个皇帝看到北明这种赋税政策，一定会为之击掌高呼一声，“这政策我熟呀，不就是摊丁入亩嘛！”

在几乎全为移民为主的北明属地，自然是不存在什么高门大族，更没有拥有阡陌纵横数万亩土地的豪绅地主。在建基立业之初，所有的移民也全都是按照拥有的田亩数量和财产规模，缴纳一定的赋税，并提供相应的丁役。

另外，云州、苦叶岛、江东等地，无不是地广人稀所在，使得北明政权发展三十余年，根本不存在任何人地矛盾。现在唯一能限制北明国力提升的因素，那就是缺人，缺乏海量的人口，去填补境内那些荒芜的土地，去占有极北大片的无主之地。

崇祯时期，大明朝廷面临的危机，实质上就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由财政危机引发军事危机，再由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国家岂有不崩溃的道理？

早在永王主政云州时，除了加大移民力度，快速充实云州实力，他做的最多的便是积极改善政府财政税收体系，几乎完全照搬复制了齐国人的地方治理方法，建立起完善的基层组织，将王权第一次延伸至乡村。

曾经大明积弊日久的“飞洒”、“诡寄”、“虚冒”等脱逃农税的方法，在北明各个属地是根本没有施展的余地，使得赋税征收率即使未能达到百分之百，但至少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曾经在大明享受数百年之久的士绅优待政策，于北明境内也趋于瓦解和消散，继之而出的便是“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即废除官员、士绅、地主免税的特权。

虽然，此策难免遭到部分跟随永王前来云州的士绅官员暗中腹诽诟病，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在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和大明继统覆亡的威胁下，永王仍旧坚定不移地将这个政策贯彻到底。

至于曾经被大明朝廷忽略不计的商税和市舶税，北明政权更是极为重视，不仅颁布制定了各种商税征收律令，还在地方府县和重要港口设立专门的税务衙门，以图做到商税“应缴、必缴、全缴”的目的。

想当年，崇祯时期，偌大的一个国家，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就是可怜的三百多万两，市舶税更是只有区区四万两。浙江乃是产茶大省，而茶叶的税收居然仅仅6两银子，简直荒唐至极！

目前，整个北明的商税和市舶税每年共计征收折合白银约六十多万两，几乎占了政府赋税的近四成。若是崇祯帝泉下有知，定然会喟然叹之。

为了获得更多财源，北明政府还将盐、茶列为政府专卖，每年便可从中获取约十万两白银的收入。

除此之外，云州、江东、苦叶岛、耿罗岛等地的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