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放榜中，录取的61人全都是北方人。

于是，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考竟然有2张榜单，一张全部为南方人，一张全部为北方人，“南北榜”的对立使得南北地域之间在科举考试上的矛盾空前紧张。

科举取士是国家大事，即使朱元璋能通过行政干预，硬生生给了洪武三十年这科北方考生进士名额，也不是根本之计。南方人读书考科举厉害，北方人考不过南方人，进士有被南方人垄断的趋势，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

如若统计建文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之间的9榜进士，南方省籍的进士依然高达836，北方生籍进士占116，而西南省份的进士只占47。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份，在整个王朝的人才选拔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当然，大明对于如何破解南方对于科考的垄断，也一直想办法。

宣德二年（1427），诏令国家科举取士制度发生重大调整，每科录取进士100人，其中，南方人60人，北方人40人，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保证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可能。

到了景泰五年，明王朝为了照顾科举力量更薄弱的西南地区，进一步对科举名额对应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划分，南方考区55个名额，包括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布政司；北方考区35个名额，包括顺天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布政司；中部考区10个名额，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布政司及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和州。

此后，大明各地区科举取士的名额比例在维持在553510。

这个比例基本与各考区的人口数字相吻合，获得较大认同。

于是，全国之间科举竞争变成了各地区内的科举竞争，保证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区，士子通过科举而晋升的可能性。

保证北方士子名额，另一种不公平。

科举考试成绩本是能力的反应，南方人读书考试厉害，理应在科举考试上占据优势，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录取结果，这算什么道理？

对于明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笼络读书人的需要。

“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衔接为学与从政两端。如果单纯看考试结果，而致使北方诸省的士子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使得他们不能被笼络进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之内，明王朝就可能丧失掉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

这样的政治代价是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保障北方士子参与王朝政治的机会。

其次，科举取士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古代的应试教育，难免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南方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朱元璋自己就对这些进士不怎么待见“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朱元璋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几年了。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

如果科举考试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划定考区来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顾北方考生，也就不失为一种变通。

韦宝虽然身为南方人，但是这一世却是北方人，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辽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