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八斗矣。……延及今岁二月，又仅得一石四斗矣。”

换句话说，同样一两银子，如在山西北部购米，在春天二月的购买力约只为去年八月收成时的百分之七十。当日山西北部米价这样的波动，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事实上北方边镇的米价，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往往为秋收时的两倍，或将近三倍。约在嘉靖（1522–1566）中叶以前，邹守愚撰《边储议》，其中说“且收成之际，多在于七八月，米价之贱，多止于五六钱。……明年之春，……欲籴之日，则病于时估之涌腾，名曰八钱，实过一两。”

嘉靖三十七年（1558）八月，大学士严嵩等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三两才可得米一石耳。”

明代北边各镇的米价水准，大部分时间都远较内地为高。当日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北方边镇，政府为着要保障国家的安全，不得不在那里驻防大量的军队。军队多了，对于粮食的消耗自然特别增大。可是，沿着长城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土壤砂瘠、雨量不足、气候早寒，粮食的产量非常有限，故在那里集中的军队，有赖于内地粮食及其他物资的供应。

不过，边镇与内地之间，往往因为地形险阻，交通困难，运输费用非常之大，故加上运费以后，边镇米价自然要远高于内地。

约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徐阶说“二镇（宣府、大同）米、麦，每石值银三两以上。而军士每月支银七钱，仅买米、麦二斗二三升，岂能养赡?……今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仰赖圣恩，二麦大熟，每石止值银四钱以下。……”

由此可知，宣府、大同的米、麦价格，将近为北直隶、山东、河南麦价的十倍。在辽东方面，当万历四十八年（1620）熊廷弼谈到那里米粮及其他物品价格的时候，他说“每银一两，不当内地二钱之用。”

其后，到了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也说“兵每月（银）二两，饷岂不厚?但不屯无粟，百货难通，诸物常贵，银二两不得如他处数钱之用。”

明代北方边镇的米价，大部分时间都要远较内地昂贵得多，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韦宝要在辽西买粮，这是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地理上比较接近的边镇，米价升降的趋势大体上都很相似。明帝国北方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因为面积广大，各地米粮的供求状况当然不尽相同，米价的变动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可是，如果把上述各边镇的米价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位于北边偏东的辽东与蓟州，米价变动的趋势非常相似，这显然是由于两镇的地理位置比较接近的原故。同样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位于长城中部的宣府与大同，米价升降的趋势也很相像。

农产失收对于米价上涨的影响，但事实上，米粮收成的丰歉，只能解释米价的短期波动；因为本年粮产歉收固然促使粮价上涨，如果其他情形不变，只要明年丰收，粮价自然要回复至原来较低的水准的。

可是，如上述，明中叶后北方边镇的米价，虽然有起有伏，从长时期的观点来看，很明显的有长期上涨的趋势。为着要了解这种趋势，必须从长期的观点来考察一下明代北边米粮的供求状况。

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明帝国初建立时的北方边境，有广大面积的荒闲田及抛荒田。可是，由于国防上的需要，明朝政府却在那里驻屯重兵，因此要实行屯田政策来开垦荒田，以便增加粮食的供应。当日北方沿边的田地，有由军士屯种的，称为“军屯”；有由商人雇人垦殖的，称为“商屯”。

当军屯或商屯盛行的时候，驻防于北方边镇的军队，自然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粮食的供应；可是，约自明中叶左右开始，军屯及商屯相继破坏，边防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