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元年，全国军屯田子粒两千三百多万余石，而当年全国税粮不过三千一百余万石，军屯田收入占全国税粮的百分之七十多。

而不幸的是，军屯体系自明中叶以来逐渐被破坏，早在弘治年间，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

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自明武宗正德以后俱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不仅减少了一项巨大的财政收入，军费开支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且以此之后，由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屯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

军饷及时发放的可靠性大大降低。

从此之后，明王朝常有“打不起仗”的忧虑。

“万历三大征”，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擂州之役耗资至少200万两。

后来的辽东战事、国内民变，无不在大量消耗军费开支。

天启、崇祯年间因军饷不能及时发放，兵变时发，兵士索饷哗变，遍及各地军卫。

明末农民大起义前期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所属部队，多由明军变节而来，就是军饷不发的恶果。

拖欠军饷甚至影响到了辽东，崇祯元年，辽东兵变，又是因军饷所为。

而崇祯十七年，因凑不齐一百万犒军军饷，而延误了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京，则又是放弃了明王朝的最后一颗救命稻草。

设想若军屯体系未废，军费充裕，足以自给自足，又岂有此忧。

百年前军屯废驰的恶果，终于天启、崇祯年间体现。

无论如何，明朝正统王朝直接灭亡于明末起义军，残部势力灭亡于清军。

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长期两线作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崇祯帝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是一个中国传统史学中“亡国之君”的典型形象。

但遭遇内忧外患的现实局面，内有天灾大旱，以及以此为诱因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外有辽东后金八旗铁骑。

明末战事常常出现两大忧患交替之势。

明朝单独对后金时，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及战略优势，如天启年间的“宁锦大捷”。

但随之农民军在黄土高原不断发展，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无疑有加派“辽饷”“练饷”以及“剿饷”的因素，“三饷”无疑大大加重了底层民众的负担。

而为了支撑辽东战事而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最终将转嫁于底层民众。

同时，为支持战争，也分流了对救灾的投入。

因此，可以说，明末民变与辽东战事有紧密的间接联系。

而明朝的两线作战，使其不能专注于一处。

农民军有几次在明军的围剿下濒临绝境之时，均恰逢清军再次进攻京蓟，因而得以恢复发展，当然这不是主要原因，最终被由农民军内部攻破首都而灭亡。

而在辽东战场上，崇祯十四年的松锦大战之败，使得其“九塞之精锐俱失”，十多万精锐部队阵亡沙场，辽东从此仅剩吴三桂所属的三万步骑兵，关宁防线彻底崩溃。

也让明王朝丧失了最后一支完整的精锐部队。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也难以避免两线作战。

财力不足，无力招抚，而与清议和，一则违祖训。

二则清方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宋亡殷鉴在前，因此议和也恐无出路。

新经济因素与旧国本的冲突也不断加剧。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倭寇的荡平和“海禁”的松弛。

明后期东南地区的新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