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希望能够通商，被广东地方政府拒绝了，于是万历三十二年荷兰人又到了福建海面，通过海商潘秀，郭震二人向大明政府请求滞留澎湖列岛与大明通商，再次遭到拒绝，但已经尝到贸易甜头的荷兰人打定主意不走了。
于是时任福建巡抚徐学聚上奏《初报红毛番疏》，详细解释了为何荷兰人不能滞留澎湖的缘由。
海澄弹丸而能设关以税者，以商航必发轫于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东番、小琉球不远；二千里之海滨、二千里之轻艘，无一人一处不可自斎货以往，何河能勾摄之。渔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铁硝黄，违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设，而海澄无事关矣。
简单来说就是海澄进出的商船都有登记，可以凭此征税，然而澎湖这里距陆地不远，可以长期停留，假如在这里聚集形成一个黑市，那么国家海关税收从哪里来？
而且假如这些海船走私违禁物品出海销售，亡命之徒们在这里购买违禁物品进行犯罪，又怎么办？
这样的后果就是洋船不再前来商贸，国家海防等于没有设置，海澄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海关了，没有大明海关的事了。
所以为了清除掉在沿海取代倭寇肆虐的荷兰人，大明也是颇费了一番功夫。
对于大明政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财富的增加，每年多出来了接近三万两的额外收入，其次就是从日本以及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银，使得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且完全货币化。
嘉靖初年对于白银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而万历二年西班牙人占据马尼拉后大量开采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对于这一阶段的大明财政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一点就是商人地位的逐渐崛起，以上述税监高寀为例，他来到福建后代表的是皇帝在此征收赋税，哪怕是横征暴敛，拖欠钱财，作为士农工商里最低等级的商人哪里敢和天子使者叫板。
当然了，那是以前的商人，开海之后这些商人在不能忍受欺压的情况下，直接前往官署要求高寀还钱，虽然这件事因为高寀直接派人镇压殴打商人，烧毁民居，劫持福建都御史袁一骥的无耻行为下作罢。
但是大量商人敢于直面官府申讨公道，足以说明商人地位的崛起。
明朝其实始终都有官方垄断贸易，但民间是不能下海的，其他国家想与中国贸易必须称臣以后进行勘合贸易。
而隆庆开关就是在南方的几个部分地区允许民间交易。
由于民间开始可以安全的和外国做买卖，自然明朝的商业开始飞涨。
再加上明朝商业税比较低，经济发展很好出现了一种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明朝离资本主义还差的远。
下至民间上至国家都没有那种意识，如果偏要说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江南部分地区，而且最打脸的是清朝的乾隆时期也出现过“诡异的资本主义萌芽”。
乾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规模甚至规模比明朝更大，但是相比政治环境乾隆中后时期比万历更差。
即使乾隆时期商业更发达，由于政治更加腐败，相比万历时期从上倒下几乎都忙于剥削。
乾隆为了收取贡品，整个国家不但下面官员强取豪夺还变相的破坏了所谓的“永不加赋”，官员几乎把百姓盘剥压榨个光。
主要因为明朝的诡异式资本主义萌芽，在没有制度的支撑下，是很难出现资本主义，如后来清朝。
无论如何隆庆的开关为明朝财政增加收入，还是有积极影响的。
隆庆开关后中外交流更加频繁。
这其实比简单的增加财政更大的影响。
来华的人越来越多。
无论处于什么目的，西方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为中国更完整的知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