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超出发前，带着他看一看蒸汽机，本就有威慑的意思。

同时分享这个大杀器，能助长马超的自信心，免得被瓦解斗志。

马超出发不久，江都朝廷派遣的黄门侍郎、谒者一起抵达关中，向射援宣达诏书……执政的诸葛丞相同意了之前的表奏，迁射援为益州刺史，拜为后将军。

州牧这种级别的重要官职，今后会陆续削减。

益州目前由后军卫戍，加拜射援为后将军，有利于维护益州的整体安定。

对于镇压益州士族，是北府与朝廷的共同目标。

刺史兼领后军，镇压、维护稳定的效率自然是很高的。

如果丞相不答应田信表拜的射援，那下一步就会表拜司隶校尉李严为益州牧，直接派兵护卫李严，来一个武装上任。

李严、射援在益州都有根基，李严作为制定《蜀科》的五分之一，在益州的影响力更大。

如果策动益州士族，李严仅凭汉中的西府兵，就能席卷益州……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只要南阳、武昌的府兵牵制江都周围的汉军主力，那丞相就无力回援益州。

从他率领益州军来到荆州时，就相当于放弃了益州。

所以在射援、李严之间，丞相自然会选择一个性格温和，做事稳重的射援。

无须惊奇这个重要的人事调动，田信自是淡然处之。

可其他人、整个关陇府兵、勋戚都在传颂这个重要任命……这意味着执政的丞相交出了汉军的大后方，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府兵、汉军的全面对抗中，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出现。

只要等射援经营、掌控益州后，朝廷就大势已去，再无折腾的勇气。

而田信，依旧沉浸在今后的经济管制方案里。

目前能参照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春秋时齐国以盐向天下征税，达到了国家无险可依，却能成为五霸之一，与秦互称东西二帝。

另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江南，朱元璋这个吴王在立国后，对支持另一个吴王张士诚的几个府征收重税。

明朝田地性质不同，税率也不同；松江府最重的田税具体有多少呢……田信不清楚，看过类似的表格，是很高很高。

当地百姓为什么能把税交足？

一个原因是镇江、江苏、常州、苏州府一带繁华的纺织产业；在北方雇工月入三四百文的时候，一个技艺熟练的女织工能有十两；不计算银价折钱的南北差异，彼此有二十倍收入差距。

除了纺织业，还有其他产业，所以在明朝废除征收实物，折算为银钱后，江南经济越发的膨胀。江南地区的百姓交税的压力自然不重，不像北方百姓，要把粮食换成钱经历一次粮商的剥削，然后才用银钱交税。

特别是粮食兑换银钱……北方银贵，南方银子流通更广相对贬值，所以收银钱时，北方百姓更吃亏；明廷拿到的银钱又要买粮，两头吃亏，中间获利。

而江南银钱流通过，获取容易，用银钱交税……不用受二次剥削。

这是一条鞭法落实后，实物折算银钱后的影响。

江南地区纺织业发达，那么就原地种植棉花、桑田，本地粮食不够怎么办？就去上游的湖广购买。

也因为本地粮食产量不足，明廷皇室有一笔专征江南的太仓米，每年四百万石；地方衙门去征收粮食，再运到北方，显然漕运亏，南直隶官府也很亏。在官员运作下，这四百万石太仓米折算成了一百万两专供皇室使用的金花银。

江南纺织业的告诉发展，既有引领时尚的‘苏式衣裳’，也影响了上游湖广……湖广士民也要挣钱，种粮食卖到江南多亏，种植桑田、棉花多好。

于是，产粮重地的江南、湖广陆续转型……国家整体粮食产能不足。

各种灾难交叠在一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