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往来，防止诸侯王相互串联。

同时，汉景帝又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此后数年中，相继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并对原有的诸侯王予以改封，用与自己血缘关系较近的诸皇子，将血缘关系较远的诸侯王隔绝开来，使得诸侯之间、诸侯与各郡之间相互牵制。

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对淮南三王的处理。当初，吴王刘濞起兵谋反时，曾派使者前往淮南地区，策反淮南三王，淮南王刘安曾打算起兵响应，但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却坚决不肯出兵，对朝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了。

然而，当衡山王刘勃于汉景帝四年（前153年）入京朝见时，汉景帝为了防止淮南三王相互勾结，仍以“南方卑湿”为由，改封衡山王刘勃为济北王。济北国不仅要比衡山国小，而且远在齐地，与兄长淮南王之间相隔了数个诸侯国。

就在刘勃被改封为济北王后不久，汉景帝又以同样的理由，改封庐江王刘赐为衡山王，庐江国则被废为了庐江郡，以庐江郡将衡山国和江都国（原吴国）隔绝开来。

汉景帝此举，看似是在关心衡山王刘勃和庐江王刘赐的身体，对他们没有参与叛乱的褒奖，但实际上却是对淮南三王予以拆分，削弱淮南地区诸侯王的势力，毕竟他们兄弟三人的血缘关系太近了。

同时，汉景帝又利用朝廷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下诏取消了诸侯王任免封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力，改由朝廷派遣官吏治理，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收归朝廷，同时又改革诸侯国官制，改丞相为相，裁撤诸侯国御史大夫等大部分官吏。

此后，诸侯王除了按照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相应租税作为俸禄之外，虽然在封国内地位依旧至高无上，但却再也不能自治其国，亦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这使得朝廷对诸侯国的管控大大加强。

诸侯国在丧失独立政治权力之后，其实际地位已经与汉郡无异，不仅使得诸侯国丧失了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极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得诸侯国的百姓从诸侯王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可以与朝廷直接统治的郡县一样享受到“文景之治”的各项优惠政策，对汉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固，起到了卓越的成效。

在处理诸侯王问题的同时，为了加强集权，防止此前逼宫事件再度出现，汉景帝也在想办法限制功勋集团的权力。

不过，相较于诸侯王而言，对于功勋集团的处置无疑要更为复杂，毕竟在这次叛乱之中，诸侯王乃是有罪的一方，而功勋集团却在平叛中却多有战功。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在这些功勋将领和文帝旧臣立有战功的情况下，汉景帝虽然不得不对他们予以嘉奖，但鉴于这些人曾经的逼宫行为，汉景帝的赏赐更多局限于爵位和钱财，而几乎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实权。不仅如此，这些功臣在此后的多年中，更是相继遭到清算。

例如作为大将军领兵平叛的外戚窦婴，虽然因功被封为魏其侯，凭借着功侯和外戚双重身份，一度声望高涨，也获得了参议朝政的权力，但却始终没有获得实权。而在叛乱中率兵先后平定齐地、赵地的栾布，也只是被封为了俞侯，曾在汉文帝时担任燕相的他，又被遣回燕地继续燕相。至于没有立下功勋的袁盎，则只是被任命为了楚相，不久后便又因病辞官。

正如前文所说，这些功勋大臣虽然拥有一定权势，但在朝廷统治稳定的情况下，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因此汉景帝对他们的惩处力度其实并不算太大。相较于这些官员，汉景帝显然更为重视军权的归属，汉景帝五年（前152年），在丞相陶青因病辞官后，汉景帝任命太尉周亚夫为丞相，趁机再度废除太尉一职，从而将军权彻底收归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