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格的马，何况是在饥荒遍地、赋役沉重的晚明呢？

历史上的李自成深通马性，他见到自己父亲因未完成朝廷佥派下来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饱受刁难，甚至追赔破产，心中焉能不恨？

这战马的养饲周期如此之长，养育成本又如此之高，即使是像吴三桂这样的军阀，也不可能在失去大后方支援之时，令手下的五千匹战马忽然就地再生产出另外两千五百匹。

“李守忠们”被破产了，“李自成们”也造反了，崇祯皇帝已经自缢了，吴三桂纵使是厄勒梯亚附体，也不可能在山海关自行生产出大量可用战马。

朱翊钧是能够理解吴三桂的。

“白皙通候最少年”的吴三桂风流倜傥了一世，怎么会甘愿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君王去蹲在马厩边养马呢？

历史上的吴三桂就不是会干这种活儿的人嘛。

换句话说，倘或吴三桂是一个能蹲在马厩旁认真计算牝马发情期的人，皇太极也是不会说出那句“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著名评语的。

因此吴三桂丝毫不为难自己，他干脆利落地剃了头，快快乐乐地跟着多尔衮杀人去了。

朱翊钧觉得自己是没有甚么资格去责难吴三桂和李自成的。

他二人的行为属于认清现实之后，追求自我的一种表达，虽然人还在为俗世的利益挣扎，但他们的精神已然是超脱了。

无论李自成和吴三桂如何对不起大明，但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讲，他们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会养马和会杀人是不可兼得的。

朱翊钧心想，倘或一个王朝令自己的子民宁愿去杀人也不要养马，那定然不是马出了问题。

“免徭役、赐宝钞、免田租、增马户，太祖皇帝用心若此，却仍未能纾缓马户负担。”

朱翊钧感叹道，

“可见民牧养马之难，实不在是否能免赋减役这一项上。”

徐泰时回道，

“故而洪武末年，太祖皇帝已对马政有所更张，最初止以各户田地之多寡佥派马户，后又添进丁额一项，即以丁、粮合计为佥派标准。”

“此项国策于成祖皇帝时，正式更定为江北五丁养一马、江南十丁养一马。”

朱翊钧虽然是现代计划生育政策下产生的独生子女，但是他对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之前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百姓多子，一户绝不止一丁，马户负担如此沉重，倘或论丁养马，一户有多丁者岂不负累？”

“倘或江北一户有五丁，原洪武五户之赋役皆成其永乐一户之责，长此以往，则必有‘隐丁’之忧。”

徐泰时仍是风度很好地笑笑，

“若以马数而论，永乐、仁宣年间的确堪称民间孳牧之极盛。”

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徐泰时好风度下的潜台词，

“马资虽于国用甚大，然尝思之当与用民同其利，汉文景时，闾巷有马千百为群，盖民生乐业，庶物咸殖，马自蕃息，民有即国家之有也。”

徐泰时又笑了笑，方道，

“皇上所言极是，据臣所知，洪熙之前，马匹蠲免、倒死，孳牧马匹免予追赔者极少。”

“而自洪熙、宣德开始，民牧马户免予追陪成了惯例，仁宗皇帝、宣宗皇帝皆时常予以蠲免，可见自仁宣之后，民间孳牧已现颓势。”

“尔后英宗北狩之时，景泰皇帝主国，瓦剌内犯，京城亦是缺马，因而不得不颁行寄养解俵之制，方才稍缓战局。”

“寄养解俵”始自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之后，当时北京的边防形势已经急剧恶化，京师却缺少骑操的马匹。

因此朝廷调取州县孳牧马匹备用京师，尽数俵与北京附近直隶永平等府空闲人户领养孳牧。

“俵散”一词较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