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极限、瞬时等概念。魏晋时期，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求得圆周率，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更属世界首创。

而前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也独创了“隙积术”、“会圆术”和“棋局都数术”，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

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出现了“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四元术”、勾股数学、弧矢割圆术、组合数学、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但最后，却让齐国学者，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不到数年时间，便开创了微积分学，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

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甚至，还有咄咄奇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丰时，便大力开启民智，实施全面义务教育，以使民众通晓文理，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见齐国“民之难治”、陷入“国之贼”境地？

荀子所著《礼论》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却愕然地发现，他们何曾遵循《礼论》之言？

在齐国，仿佛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极力践行“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而非缺乏能力，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

这齐国人，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那都是从我大秦（大明）逃难过去的饥民、难民！

我大秦要改革，要开启民智，要发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学。

“机器大行，则农工失业必重，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岳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叹，“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异也。齐国以商务为国本，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不轻言以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则生齿日众，事事仰给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机器导其惰，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何术以资其生乎？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殖兴机器，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轻轻地回了一句：“你们的政治土壤，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

戴梓闻言，愕然良久，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秦国人也不能免俗。

司马迁曾曰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