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观大秦治政，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因为，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的王朝。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在这种情势下，似乎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

像齐国这般“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

另外，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专制，君主暴虐，官场腐败，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那么，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

权力，历来就是专制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学而优则仕”，只要进人官僚体系，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相反，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形成一种正向激励。

大秦之弊，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非一时之革新，便能涤荡清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