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俗称顶身股，用以奖励高级职员之用，根据其职位高低和年资定其分配份额。

山西票号经营的业务首先是汇兑，活动范围遍及全国。营业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时山西有总号三十余家，全国各省区设分号四百余所。

当时票号信誉卓著，且内部组织严密，能严守秘密，虽存款利息较低，贵族、官僚也乐意将私蓄寄存。放款对象除官吏外，主要是钱庄、典当和富商，不与一般商人发生借贷关系。

此外还替人代捐官衔爵位和垫款谋缺，从中获利。其收入主要来源，原是汇水和银两平色的换算盈余；后来，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额和代办捐官、谋缺等活动也成为重要利源。

这些属性，放在明末，虽然没有清末那么突出，因为明末还没有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但是大规模的票号和钱庄，还是有需求的！

韦宝并不是要牵头，带着蓟辽商人搞票号，搞钱庄，这个很难带动，等下人家还以为他又有啥阴谋诡计。

而且，要带动也是吴襄这种人，才有可能带动，必须得有实力，有声望的世家大户，占有绝大部分的资本，挑大梁才成。

韦宝若要做，只能自己一个人慢慢来。

事实上，韦宝现在已经自己辖内搞起银行来了，等于一下子，把钱庄，票号，银号，这些时代都超过去了！

“除了赌和不正当的交易，欺诈方式的做生意，还有个市场环境，这也是我们商人，商会自己要改变的事情。”韦宝见没人说话，又接着道。

明末另一个亮眼辉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资本主义萌芽”所赐，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生活无比热闹，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万。风情万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后人艳羡。但放在当时明朝史料里，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够了吐槽大归大，毛病却极多。

明代史料《五杂俎》里，就记录了“超级城市”北京城的槽点，曾经在好些中外史料记载里，拥有整洁卫生的北京城，晚明时的卫生条件，却已恶劣到“市场上多粪秽”的地步。特别是每到夏天时，一场雨水过后，街面上就是苍蝇蚊子乱飞。于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疟疾等疾病，都是屡禁不绝。

日常年节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卷的年代，这个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同样可参考万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国家的军备国防行政，样样都歇菜，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看似简单的城市卫生管理，又哪还有人管？天子脚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区区小细节，足以见证晚明行政效率的瘫痪。

繁荣的外表下，却是一个腐败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盘散沙的王朝。面对紧接下来的国家风险，自然缺少抵抗力。

“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缘，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这么个人来当会长就成，关键要大家买账，能聚拢人心。”韦宝笑道。

众人一起称是，都说吴三辅是极其适合的人选。

其实所有的世家大户也都更愿意吴三辅当会长，而不是老谋深算的吴襄当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