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极为出众，为汉文帝的施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除了政治手腕极强之外，汉文帝由于长期治理封国，对于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在收回朝政大权的同时，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惠及民生，在本就民心思定的情况下，使得百姓们安居乐业。

汉文帝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施政以安民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使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己的生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

为了改变民生凋敝的景象，汉文帝通过带头耕作、减省租赋的方式，引导和鼓励百姓耕种，汉文帝先后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使得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更是在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全面免去了田租。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在汉文帝的治理下，百姓农业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朝廷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进而推动了人口的迅速增长。

更为难得的是，汉文帝虽然重视农业发展，却也并未轻视商业，刘恒曾在汉文帝六年（前158年）下令开放原来归属国家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极大促进了盐铁等商业的发展，再加上废除关禁，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此外，由于采纳晁错“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的策略，不仅加强了边境防备，而且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于是生性节俭的汉文帝下令“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即使放眼历代王朝，这种徭役的减免力度，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律法层面，虽然汉初的黄老之学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汉文帝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在沿用黄老之术治国的前提下，不仅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而且实行宽法治国，即便是犯罪者也大多从宽发落，因此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在对外方面，针对北方匈奴，汉文帝延续了汉初以来的和亲策略，虽然由于中行说投靠匈奴，导致匈奴频繁南下劫掠，甚至先后两次大规模南侵，但总体而言，汉匈仍然保持着相对和平的态势，并未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

在对待南越方面，汉文帝即位以后，派人重修了赵佗先祖的墓地，派人每年按时祭祀，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又向南越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物品，这才使得吕后执政以来双方紧张的关系得以缓和。之后，汉文帝又以多次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命其再度出使南越。陆贾到了南越后，向赵佗晓以利害关系，赵佗这才去除帝号再度称臣，使得南越重新归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当然，人非完人，汉文帝虽然是一位治世明君，但也并非没有施政失误，例如前文提到的重用新垣平，短暂沉迷神仙术；又如对于邓通的偏宠，汉文帝竟然因为梦境，而对邓通宠爱无比，不仅给予其高官厚禄，前后赏赐上亿钱，后来更是赐予其铜山，允许邓通私铸货币，以致“邓通钱”流布全国，邓通因此而得以富甲天下。

当然，相较于汉文帝的成就而言，这些小的施政失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汉文帝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西汉的统治才开始真正步入正轨，正是从汉文帝时期开始，西汉才算真正开始步入盛世，他不仅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更是“汉武盛世”的奠基者。